发布时间:2024-03-16 20:00:28 来源:bandao半岛体育
根据报道,这句话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的,出现在某场关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演讲里,上下文是老黄呼吁人们“不应仅仅关注计算力,而是需要更全面地考虑能源消耗问题”,最终得出结论“咱们不可以只想着算力,如果只考虑计算机(的需求),我们应该烧掉14个地球的能源。”
如果你看到的报道足够详细,大概还能了解到OpenAI的创始人Sam Altman好像也有类似的表态,也是“未来AI技术的发展将高度依赖于能源”这套逻辑,结论同样是“需要光伏和储能技术的进步”。
当然相比起还在烧钱、净利润可能还不如李一舟的Sam Altman,这句话还是老黄说出来更有分量一些。老黄去年带领着英伟达贵为美股Mag7,今年又独领风骚变成了Mag1,回购加分红带给股东们的收益上百亿。而这几年光伏和储能硬生生地被投成了鬼故事,下游应用场景还在探索,上游就开始疯狂卷成本。
去年5月份上海SNEC光伏展会之所以能出圈,全靠德国客户的一句感叹,“储能产品太便宜了,有的公司甚至相比年初报价还低40%。而这些大经销商去年囤的库存都还没清完,仓库里还有几千套的储能系统”。
而且应景的是,这句线日,也就是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宁德时代大涨14.46%,带动着锂电池、光伏、储能等细分板块全线%——可以说到这里,故事的展开一切都很完美,就连股评吧的毒舌老哥们都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忍不住傲娇地评论一句:“别人一句话就决定我们的涨跌,呵呵。”
然而事情并没结束,我写本文的目的也不是去讨论“AI的尽头到底是不是储能和光伏”,
我按照时间顺序对黄仁勋的相关报道进行过检索,并没找到类似的观点,也没找到相关的活动,最近一周关于老黄的讨论焦点基本上就围绕着两条展开:一个是黄仁勋说竞争者们“即使提供免费服务也竞争不过英伟达”,另一个是黄仁勋觉得自身之所以能创业成功,“要归功于当年自己在饭店后厨洗过盘子”。
或许是2月12日“世界政府峰会”上,老黄在与阿联酋国务大臣的对谈引发了亢奋,那场对谈里的确提到了“ AI和算力所需能源巨大”,但在全部的24分钟谈话里并未提及光伏和储能,甚至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
事实上,你已经使这项技术大众化了。”也就是说,老黄不仅没说自己的成长需要仰仗“光伏和储能”,反而认为“如果自己的算力进步足够快”,那就不需要太过于在意能耗了。
更重要的是老黄嘴里直接点名“光伏和储能”这件事本身就非常可疑。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是,AI产业对于能源的消耗从来不是“行业绝密”,荷兰数字经济学家Alex de Vries在论文《The growing energy footpri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里就鲜明地指出,ChatGPT的单日用电量超过了50万千瓦时——按照美国商业用电一度约为0.147美元(折合人民币1.06元)计算,相当于单日成本达到了53万元。
如果真把AI普及到搜索引擎等这些“基建”上,那么能耗将更上一个台阶,仅谷歌预计就需要512821个HGX A100——按照每台设备功耗为6.5千瓦来计算,每天将需要80吉瓦时的电力消耗,一年需要29.2太瓦时。
在这个前提下,老黄确实能谈“光伏和储能”,但没必要单谈“光伏和储能”,更没必要直到2024年2月才第一次谈,可控核聚变、电力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最近的热门投资赛道都是不错的主题,亟需转型的中东石油金主们、期待制造业回流的美国红脖们、被中国新能源轮番收割的欧洲老钱们都是合适的对谈对象。
首先您当然可以认为这是“社交网络”的锅。按照常见的说法,当社交网络成为了人们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而“算法推荐”技术又成为了社交网络的基础设施,“信息茧房”现象将被直接摆在台面上,成为这个时代的底色之一,然后慢慢的变多的人“信息差”的存在,然后开始对“信息差”的存在感到恐慌——我还没有轻松地赚到钱,是不是因为“信息差”?我30岁了还没有成为管理者,是不是因为“信息差”?我错过了一个优质项目,是不是因为“信息差”?
信息差也精准命中了人们的职业焦虑,比如开始“辞职找100个定居的地方”“辞职采访100个商业形态”“辞职教100个人做创始人IP”,是否也有这么个内核?“你距离别人眼中羡慕的成功,实际上只差静下心来,找到那个被忽略的信息差”——盈利点是“如果您没时间,那这个信息差我帮您找”。
这场关于黄仁勋的乌龙显然也很适合套用在这条逻辑线里:谁能保证黄仁勋对“光伏和储能”的看好,不是来自一个不可知的信息差呢?谁能保证这条新闻,不是来自一条壁垒高耸的信息渠道?谁能保证自身花时间去验证这条消息的过程中,会不会错过一条新的“信息差”?
近几年我们老说“人们只能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心理学家的描述更加学术,把此现状称为“知觉选择性”,他们相信知觉选择性作用于人的客观事物是纷繁多样的,人不可能在瞬间全部清楚地感知到,但可根据某种需要和目的,主动而有意地选择少数事物(或事物的某一部分)作为知觉的对象,或无意识地被某种事物所吸引,以它作为知觉对象,对它产生鲜明、清晰的知觉映象。
类似的理论还有很多,您也可根据罗兰·巴特说的“作者已死”那层意思去理解,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刻奇,总之黄仁勋和大部分创投圈的从业者之间的确留下了足够的信息差空间,黄仁勋在AI时代的成功的确有一部分因素是建立在“信息差”上的,但这个弥合的过程太容易“脑补”。
这里再插一句,最近很多人开始嘲笑李想和他的MEGA,认为他是生活在“光明的世界”里太多了。还有前不久很火的一张对比图,左边是年初意气风发的雷军,右边是最近正在参会、面显憔悴的雷军,图片作者的配文是“实在不行咱们别造车了”。
我无意掺和车圈的争论,只是好奇里头有多少的延展讨论,是建立在一场本就不存在的“议程设置”上的。
说白了,当我们主动选择了一种“弥合信息差”的方式,太容易变成一次被包装得异常精致的“信息茧房”的固化了。前不久我在《投中吐槽大会》里聊Sora的时候,一位嘉宾说过
——借用这句话类比,哪有什么“信息差”,只有不同立场下的“认知差”。最终整件事我们实际上能得出这样一个悲壮的结论:愿意以如此开放的姿态,拥抱黄仁勋这个不存在的论断,说明“光伏和能源”赛道的“惨状”仍然是远远被低估的。
有朋友可能会说了,是不是没必要上升到这个高度来解读这场乌龙?社交网络时代的信息损耗不是一种常见现象的?但我们反过来问,如果我们认定投资人、创业者是参与到时代浪潮里的主角们,是承载着更多社会职能、被层层规则筛选出来的精英们,那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对他们提出更到的要求?
上世纪50年代,美国传媒界曾经对“超级英雄”作品掀起了一波集体讨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声音来自儿童心理学家沃尔姆,他在一篇公开文章中犀利地指责超级英雄漫画诱导未成年人犯罪、传播文化。
最高潮时,美国参议院也出台了有关政策,以行政手段规范漫画出版业。漫画史学者Ron Goulart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超级英雄”作品的“媚俗”之处:“在《花花公子》和《阁楼》出现之前,漫画书提供了一种看女性的特殊方式。”
但在50年代之前的整整20年时间里,这个看起来充满了各种缺点的创作题材,却是美国全社会的刚需。无论是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还是40年代的全球热战,那时的人们发现了自己本能地需要超级英雄的出现来提振士气、增强信心。更重要的是,超级英雄几乎都致力于推动一个新秩序的诞生——超人为了救人会直接威胁州长这样的决策者,蝙蝠侠试图在市政体系之外建立一个新的哥谭生活方式,神奇女侠干脆来自一个藏在战争迷雾里的未知世界。
您瞅,如果这样解释,老黄头上莫名其妙多出来的帽子就顺眼得多:我们很遗憾这个时代只有少数的创业者能取得黄仁勋类似的成就;我们又很庆幸这个时代的创业者,仍然愿意将目光着眼于黄仁勋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所谈论的未来里。